1、一部有水平的理论著作

经过5、六年的注意观察和认真考虑与一年多埋头写作，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学者，把他们的新著《中国的奇迹：进步策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以下简称《奇迹》；凡引自该书的只注页码）献给读者。笔者有幸先睹为快，获益匪浅。这是一部颇有水平的理论著作。?
第一需要指出的是，《奇迹》提出和讨论的是有关经济进步、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尤其是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各国和不少大的跨国公司都看好中国，中国的改革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所谓“中国模式”。一个拥有１２亿人口的东方文明大国第三走上兴盛和进步之途，其本身就带有非常大的传奇色彩。提出和讨论如此的问题，并且有所发现和有所革新，作出一种独一无二的讲解，其意义不言而喻：不只在学术理论上是一个前进，而且在政策实践上也有要紧的价值；不只对中国本身的改革和进步有明显的指导用途，而且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进步中国家，也具备常见的借鉴意义。
第二，《奇迹》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因为作者明确提出和紧紧抓住了优先进步重工业的“赶超策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规范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因为选择和实行这一策略的需要而内生地决定的，其已经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改革也紧紧围绕着进步策略的转变，并在全书中把我们的理论逻辑贯彻到底，因而，不只做到了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而且达成了改革和进步的巧妙结合。充分显示了作者札实的理论功底和剖析能力。这一点是现在国内出版的相同种类著作不曾达到的。与《奇迹》的剖析比较起来，那些就事论事地描述改革和进步的进程，空泛地、一般地讨论改革、进步和稳定的相互关系，就看上去苍白无力了。?
第三，理论并不深奥，它是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理论的简洁性、权威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只有既能讲解很多不同类型的事实而又简明扼要的理论才是让人认可的理论”（奥尔森，１９８２），《奇迹》一书就具备如此的品格和特点。作者提出的理论是比较简洁的，其基本结构是，作为外生变量的“赶超策略”是由政府主动选择的；作为内生变量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是适应于优先进步重工业的策略而渐渐形成的；作为参照系的比较优势策略，是实行策略转型的方向和体制转轨的目的。已经出现的增长奇迹，是因为在调整微观经营机制和放松资源的计划配置规范上获得了较大的进展，从而激起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过去受压抑的部门的增长创造了资源条件；而改革的问题和困很难及改革周期的出现，是因为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相对滞后；进一步的选择是，以改革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为中心，完全抛弃“赶超策略”，加快向比较优势策略的转变。《奇迹》的这一理论不只讲解了中国连续十多年高速增长奇迹的发生，而且也说明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不只讲解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失败，而且也说明了亚洲、美洲一些实行资本主义规范的国家经济陷入进步困境是什么原因。?
最后，《奇迹》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学规范和办法的力量。经济学的基本首要条件假定是理性行为假定或最大化行为假定。作者把生产者和买家、个人和企业、家庭和政府都看作是根据经济理性行为的经济当事人，把传统体制的形成和实践，改革手段的实行和结果，都看作是理性的当事人一同选择和相互博弈的势必产物。由此出发，作者提出和形成了我们的一系列理论假说和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然后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严密的理论逻辑与很多的经验材料和历史数据加以实证，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改革和进步的矛盾运动过程，说明了改革和进步中的不少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其实，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并非告诉大家某些经济问题的现成结论和一般常识，而是要教给大家正确察看和考虑经济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说，学习经济学主如果为了获得一种进行经济思维的办法论。读了《奇迹》，读者在这方面必然会有所收成。?


2、三个理论剖析框架的比较?

前已指出，《奇迹》的主题是经济进步和国家兴衰，作者们为此提出和架构了一个理论剖析框架。在此之前，除去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外，讨论这一重大主题，并形成自己独立理论体系的还有两个著名代表：一个是诺斯教授的理论，其代表作是《西方世界的兴起》（１９７３）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１９８１）；另一个是奥尔森教授的理论，其代表作是《集体行动的逻辑》（１９６５）和《国家兴衰探源》（１９８２）。三个理论剖析框架所依凭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首要条件，即理性行为假定，所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办法，都觉得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用途的是规范原因而非技术原因，都对这一主题作出了每个都不一样的讲解。为了推进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和经济学理论的进步，笔者想借此对这三个理论剖析框架作一比较剖析。?
诺斯教授的理论是从考察西方的经济史中得到的。在诺斯的剖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中，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是两个主要的基石，诺斯教授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了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的根源，对人类的经济进步作出了新的讲解。?
有效率的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国家的行为选择则是经济增长的重点。在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不论是不是承认财产所有权，都是以某种产权体系的存在和用途为特点，不同在于不一样的产权结构在保障个人或集团推行权能和获得利益方面的专一和有效程度不同。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假如可以明确规定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并对之提供有效的保护，就能降低个人活动和努力的本钱和成本，增加获利的可能，使个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如此就能增大经济勉励，使整个社会更富于创造精神，从而达成经济增长。反之反是。然而，任何一种产权结构的打造都需要有国家的参与，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博弈过程。作为一个合法用强制方法且具备自然垄断性质的机构，国家处于打造和保护产权的地位，国家活动的规模经济特点，使得由其提供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可以减少买卖成本，因而，个人需要并愿以肯定的权利限制和利益损失为代价，来换取国家的服务；但，这种代价以低于打造和行使产权增加的收益为限。国家既能够此为限，确认个人经济自由权利，打造起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也可以超越这个限度，侵害个人权利，打造一种可以最大化我们的短期利益但却是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国家到底采取何种行为选择，取决于来自社会和外面的重压和约束，包含作为选民的个人的态度、统治者的国内角逐对手和角逐国家的重压。至于意识形态，其基本功能是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方法理性化，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大家对规范公平的认可降低“搭便车”行为。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尼德兰和英格兰的成功与法国和西班牙的失败，正是因为前者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市民社会，约束了国家的行为，因而打造了有效率的产权结构，达成了经济增长，后者出现了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侵害了个人的权利，打造了无效率的产权，因而在角逐中败北。?
诺斯理论提供的讲解具备根本的性质。用这一理论来考察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进步，仍然可以说明不少要紧问题。改革前，中国经济进步的绩效其所以不够理想，其所以未能达成赶超的初衷，就是因为国家当时打造的产权规范，不只其打造和行使的本钱超越了它的收益，而且在于它没办法阻止甚至是鼓励了“搭便车”行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就是因为着手打造和进步一种有效率的产权结构，逐步缩小了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距，增大了整个社会的革新勉励。事实上，重视产权改革和企业改革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考虑问题的。然而，问题的重点不在这里。由于，说明了这一问题，只不过提出而不可以解决产权改革的任务。只有从理论上说明了改革前为什么和如何打造了那样的产权规范，而改革又为什么和怎么样形成了今天的产权结构，才能为中国经济的长期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讲解这一问题上，因为面对的具体对象有非常大不一样，诺斯教授的理论也需要有所进步。由于，大家不只要说明非国有产权的自然发育，还要讲解从国有产权向非国有产权的转变；不只要说明各种产权形式的创造和用途，而且要说明各种社会力量的成长及其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不只要说明计划权利的重新界定和买卖，而且要说明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和推行；不只要说明合约方法的变化，而且要说明基本法律规范和行为规则的重建。所有这类问题有的是诺斯不曾遇见，也不曾提出讨论的，却是大家直接面对、需要给予回答的，但，却被作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奇迹》虽然把微观经营机制作为一个要紧的讲解变量，用以说明中国的改革和进步，但并未明确提出产权问题，而且从整个行文来看，这个问题好像并无关紧要，只须转变了进步策略，在现有些产权结构的基础上，仍然可以达成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在讨论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时，《奇迹》只考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第１２０－１３４页）未提及其他非国有经济的进步；在讨论改革的收获时，《奇迹》虽然把非国有经济和乡镇企业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依赖力量，也只不过觉得“管理体制的放松，为非国有经济的进步创造了条件”，“优胜劣汰的市场角逐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勉励机制，使非国有经济飞速进步起来”，（第１５８－１６５页）并未讨论这方面进行的产权规范革新到底发挥了什么用途。《奇迹》多次讨论国有企业的改革，但都没从产权规范方面提出问题，自然也就讲解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
奥尔森教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讲解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剖析经济社会进步的理论框架。奥尔森的理论和办法是以集体行动的内在矛盾和固有逻辑为基础，以剖析利益集团的影响及其用途机理为主线，觉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根源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进步，并据以对战后不少国家的兴衰作出了自已的讲解。?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利益集团。在利益集团，尤其是大型利益集团中，一般都不是依赖所提供的集体利益来获得其成员的支持，而是依赖所谓“选择性剌激方法”的惩罚和奖励用途，依据其成员的贡献来决定是不是向其提供集体利益。因为个人行为的理性特点和集体利益需要分配给集团的所有成员的性质，决定了有选择性剌激方法的集团比没这种方法的集团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组织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因为利益集团的结盟性质和排他特点，或者组成卡特尔，为获得高额垄断收益，势必妨碍技术进步、资源流动和合理配置，或者进行院外活动，扩大政府管制，提升借助法律、政治和官僚主义与通过讨价还价和复杂协议而获利的报酬，这所有都会增加社会买卖本钱，减少社会经济效益，因而，利益集团的活动不可以增加而只能降低社会总收入。所以，利益集团的进步和强大就会妨碍经济增长，利益集团的削弱和重组也会促进经济增长。战后的德国、日本，因为动乱、战争和被占领，使得特殊利益集团锐减，在打造了自由和稳定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生产有了相当飞速的增长，出现了“经济奇迹”。而稳定和和平使英国的利益集团持续进步，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网，导致了英国经济的衰落。瑞典和挪威虽有强大的利益集团，但其主要利益集团都是高度综合性的，可以更多地用各种剌激方法，在内部消化因为低效率政策而付出的本钱，倾向于以最小的社会本钱进行收入再分配，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西欧一同体的打造及其各国迅速的经济增长，不止是因为实行了贸易自由和要点流动，而且是因为管辖权的统一使利益集团的垄断和影响遭到限制。印度虽然奉行了自由贸易政策，但因为以种姓等级规范为特点的利益集团的抑制用途，妨碍了其经济的兴盛和进步。美国各州的经济进步及其与特殊利益集团人数有关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理论。除此之外，这一理论还能说明宏观经济行为伴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进而对滞胀问题作出了我们的讲解。?
奥尔森的理论不只具备独特的剖析角度，而且具备非常大的应用价值。用这一理论来考察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进步，也可以得到不少新的认识。改革前的国有经济和重工业部门或许是中国社会中最强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政府是其利益的集中代表。（或许，有人会以国有经济的常见性为由不承认这一点，或者觉得即便这样，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利益集团，势必以社会利益为重，其实不然。在国内，生活和活动于国有经济部门的社会成员还不多，重工业部门的人数就更少）因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并非全社会利益的表，而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区别在于，当时的政府不只具备一般自然垄断的性质，而且学会了非常大一部分经济的垄断权，并与此紧紧地结合在一块。作为一种特殊利益集团，其主要职能在于重新分配而不是更多地创造国民收入，这就会改变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效率和产出的降低；政府对一般经济活动的垄断，导致了价格和薪资的相对固定与向重工业部门的倾斜，妨碍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政府决策的迟缓，议事日程的繁忙，导致同意技术进步和经济变革的滞后。所有这类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进步动力的分布和进步方向，使得国内的经济进步相对缓慢，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其收益相对较小。分权化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力量，形成了区域之间相互角逐的局面，改变了优先进步重工业的策略安排；国有部门地位的削弱和相对权势的降低，导致了资源的自由流动，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非国有部门的进步，达成了经营决策从政府公共决策向个人和企业私人决策的转变，缩小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弱化了政治统治，部分消除去自由进入有利范围和飞速使用新技术的障碍。这所有就导致了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活跃局面。中国的实践证明，策略选择和改革决策既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又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和公共选择过程，利益集团剖析自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奥尔森从利益集团一旦产生就会长期存在，不会自行消灭出发，崇尚社会变革的激进方法而忽略渐进式改革，好像也有某些片面性。不只这样，利益集团的形成和进步也有一个过程，当其是针对原有些利益集团，旨在打破既有些利益格局而开始形成时，或许在客观上会采取某些有益于经济增长的行为和活动。尤其是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某些新兴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活动有益于市场规范的发育（张宇燕，１９９４）。《奇迹》在说明渐进式改革有益于维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之间的平衡时，借用了一个“投票模型”，事实上运用的就是利益集团剖析，但却不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在说明“赶超策略”的选择和改变、改革手段的选择和改革周期的发生等问题时，大多是社会本钱和社会收益的总体剖析，而缺少对不同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活动的具体考察。于是，给大家留下了如此的印象：政府的选择和决策不是从自己利益出发，而是以社会利益为据，不是出于博弈中力量对比的实质，而是因为对问题的认识。如此一来，即便作者的剖析没偏离我们的假设首要条件，但总感到不少地方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和深入。?
从以上的比较和剖析可以看出，诺斯的理论以产权的形成和变迁为基础，奥尔森的理论以利益集团形成和用途为核心，而《奇迹》的理论则以策略选择为首要条件，三者各有我们的剖析角度和考察重点，都对所论问题提供了我们的讲解，因而各有我们的长短。假如说诺斯的理论和奥尔森的理论着重于微观的剖析，那样，《奇迹》的理论则着眼于宏观的把握，假如说诺斯的理论集中于基本规范规则的架构，奥尔森的理论专注于集体行动的剖析，那样，《奇迹》则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选择放在最重要地位。可见，三种理论并非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补的。其差别的产生或许与它们各自学考试察的具体对象不同有关。诺斯和奥尔森考察的主如果发达国家的经济进步和国家兴衰，而《奇迹》讨论的主如果进步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其面对的条件和环境有非常大的差别。诺斯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自然要把基本规范条件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国家对经济增长有哪些用途，也正是通过提供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角逐和合作的基本规则表现出来的，因而诺斯的国家理论，强调的与其说是国家的独立行为，不如说是其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选择。奥尔森讨论的主如果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问题，这个时候产权问题已经解决，基本的规范条件已经拥有，国家规范及其活动也大致定型，社会每个利益集团的活动突现出来，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进步动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对其行为和用途的考察，就成为说明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问题的一个要紧重点。奥尔森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对所论问题作出了新的讲解。《奇迹》面对的是进步中国家走上现代经济增长的道路，这类国家和区域的基本规范条件与政府的地位和用途差别非常大，其经济进步的成功除去基本的规范条件以外，主要在于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我们的优势，遵循了经济进步的一般规律，其经济进步的失败均在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人为地抛弃了我们的优势，超越阶段、揠苗助长的结果。这就是《奇迹》把剖析的焦点对准了进步策略选择是什么原因。?


3、几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在比较和评论了几个有关的理论框架将来，大家想就《奇迹》中提到的几个要紧问题作些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关于“赶超策略”的选择问题?

《奇迹》把进步策略作为外生变量，把经济体制作为内生变量，觉得策略选择在先，体制形成在后，策略选择决定体制选择。这一剖析虽有肯定道理，但却有点绝对化。出现这一问题是什么原因在于，作者把我们的考察范围和剖析时段仅仅局限于５０年代将来。作者觉得，中国领导人其所以选择了以优先进步重工业为目的的进步策略，不止是由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决定的，而且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政治领导人强国富民的经济理想（第１８－２７页）。其实，中国其所以选择了“赶超策略”，还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假如大家把视线放宽，从近代中国的进步来考察，那样，对此就会有新的认识。?
近代以来，中国的进步落后了，中国人民遭受了列强的侵略和欺侮，反抗侵略，自立图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不朽篇章。先有洋务运动的师夷制夷，后有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的兴起，都是在富国图强道路上的探索和追求。前者的不成功和后者的慢腾腾，一方面把规范变迁和政治变迁推到了前面，其次也为规范变迁将来推行“赶超策略”筹备了条件。中共同意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倡导，在没确立重工业优先的思想和认识以前，先有了公有财产规范的定义和计划经济的设想，有了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而行为的明确倡导，因而也就有了舍弃比较优势策略和选择“赶超策略”的思想和规范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打造计划经济规范在先，选择“赶超策略”在后，选择“赶超策略”是由实行计划规范决定的。笔者的这一剖析并非要否定《奇迹》的基本看法，而是想说明，策略选择和体制选择的关系并不那样简单，二者之间或许是相互联系相互决定的关系。?
中国选择“赶超策略”既非出于什么个人的好恶，而是中国近代进步的历史势必和历史曲折。从总体来看，这一策略的推行的确是代价巨大，收益相对较小，但从局部来看，这一策略也的确在一个时期和一些方面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别的暂且不论，有一点或许不会有哪些争论，这就是，假如不实行“赶超策略”，或许中国今天还没我们的原子弹和人造卫星。至于这类东西的意义和用途，大家尽可以作源于己的不同判断。?

第二，关于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主体发育的关系问题。?

根据《奇迹》的逻辑和结论，国内经济改革的核心和进一步的选择是，从改变宏观政策环境尤其是生产要点价格形成机制入手，达成经济进步策略的转轨。这一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某些方面的改革的确相对滞后，如金融体制改革，但在一些方面并不这样，如农商品购销体制改革。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到１９９３年底，全国９５％以上的市县达成了放开粮价，放开经营的改革，为粮食和农商品购销和价格体制转入市场轨道创造了必要的宏观政策环境和条件。但，进入１９９４年不久，一些地方粮食提供出现某些紧张，发生了一些抢购和囤积现象，粮食价格随之上涨，中央政府为稳定大局，宣布要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１０％之内（这在当时就是不可能办到的），并觉得粮食形势大概危及大局，于是采取手段加大合同定购，限定粮食销价，清理整顿粮食批发企业，同时对棉花继续实行国家统肯定价，供销社统一经营。农商品经营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反复。这样的情况的出现说明，粮食和农商品经营的市场化不只要有必要的宏观环境和市场条件，而且要有独立的市场主体和相应的市场组织，形成适合的市场结构。不然市场规范就没它的实质承当者，市场活动也缺少它的积极参与者，更没办法产生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结和相互制衡，形不成有效的市场结构。现在，集市上虽然出现了一些粮食摊贩，大多是粮食生产者直接的小规模经营，大的粮食私商还没形成，生产者的销售合作组织也没出现；虽然出现了一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粮食和农商品市场，其参与者基本上是国有粮食和商业机构，且买卖数目有限，如郑州产品交易平台的日成交量只有几十万吨。粮食购销仍然主要由国有粮食部门垄断经营，其经营活动对基层政权组织的依靠性非常大，尤其是在粮食回收方面，还不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活动。总之，中国现在的粮食市场基本上仍然是一种国有粮食部门独家垄断的结构，一方是强大的国有粮食部门，一方是分散的农户和广大的买家；粮食从农民的庄稼地走向买家餐桌的过程，与其说是根据市场的逻辑运行，不如说是根据行政指令行事。放开粮价，放开经营，虽然达成了农民和粮食经营者与政府之间的某种权利买卖和权利转移，改变了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宏观政策环境，促进了市场的发育，但因为获得某些权利的国有粮食部门的二重性质，使得这种权利仍然是一种计划权利，而非自由权利，其最后决策权仍然学会在政府当局的手里，因而才有收放的交替和死活的循环；获得某些权利的农民，也因为其从属的性质和分散的特点，没办法有效地推行和保护我们的权利。因为没一种独立而强大的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承接和推行这类权利，权利的这种买卖和重新界定就是不稳定的，甚至是名义上的。强大的国家权力还会把让渡给农民的权利易如反掌地再拿回去。农商品购销和价格体制变迁过程的反复和逆转就是势必的和不可防止的了。这一案例说明，《奇迹》强调改革宏观政策环境是对的，对忽略市场主体的培育及其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的相互关系，至少是不够全方位的。就是解决象金融改革滞后之类的问题，到底是从放开利率入手，还是从打破国家垄断，放开民营金融机构突破，抑或二者同时动作，都是可供选择的，并没有从放开利率，改变宏观政策环境入手的一种选择。由于，放开商品价格，转换价格形成机制，是伴随非国有经济的进步和新的市场主体的壮大而达成的，放开要点价格，改革其价格形成机制，也可以走这条路子。汇率并轨就是其中一例。?

第三，关于达成策略转轨和打造基本规范结构的关系。?

《奇迹》一直把转变经济进步策略放在中心地位，觉得只须达成了从“赶超策略”向比较优势策略的转变，就能保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且觉得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入手，打造生产要点形成的市场机制，即可达成这一任务，而对打造市场经济的基本规范结构问题不曾提及。然而，作者为此提出的经验证据好像不太充足。虽然不论是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市场经济国家，凡实行“赶超策略”的，其经济进步都不够理想，但，新兴工业化国家却没一个是计划经济国家。这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固有些逻辑使然？从中国自己近十多年的实践来看，同样的宏观政策环境，同样的策略指导，为何沿海区域的进步这样飞速，而西部区域却相对较慢？除去其他缘由以外，难道与东部区域市场规范的发育程度没关系？需知，市场经济规范并不仅仅是自由定价规范，而是一套完整的规范结构，既包含一系列规范性市场规则，也包含一系列运行性市场规则。前者以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为本，后者以保护和进步角逐的规则为要。价格尤其是生产要点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作为前者的一种表现和后者的主要内容，只有在规范性市场规则实质确立将来才能真的发挥用途。同样，比较优势的进步策略也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基本规范结构打造将来才能真的实行。试想想，香港的经济进步其所以这样飞速，除去外部条件以外，并非因为港英当局或者什么人拟定和推行了比较优势的进步策略，而是因为基本规范结构为比较优势奠定了自然发挥的规范基础，为每个行为主体的自由进出和进步革新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最大的行为勉励，港英当局的无为而治，正好显示了基本规范的内在力量和决定用途。（英国的进步其所以落后，与香港形成显明对照，并非因为违背了比较优势的需要，而是因为过度的福利国家政策，损害了大家的经济自由权利，削弱了进步革新的经济勉励）其他经济进步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区域，其所以推行了比较优势的进步策略（无论是否明确提出），是因为各该国家和区域已经打造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其最高当局也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了市场规范需要而且可以发挥比较优势的内在需要。中国经济进步策略转轨中的问题，固然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滞后有关，但根本还在于市场规范基础结构建设的缺点及其所决定的利益关系使然。试想想，政府为何不敢也不愿放开利率，改革要点价格的形成机制，尽快完成进步策略的转轨，是由于如此做势必危及大多数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规范的存亡，从而动摇自己立足的基础。只须力量对比的变化不足以使政府改变我们的立足基础，大家就没办法走出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误区，只须力量对比使政府改变了自己依赖的基础，市场经济规范基础结构的建设才能有实质性的推进，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入手，转变经济进步策略才能同时获得突破。?

第四，关于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问题。?

《奇迹》比照激进式改革遇见的困难和问题，认真总结和详细剖析了中国改革道路的特点和中国经验的常见意义，前者包含作大蛋糕，增量改革，试验推广和非激进改革；后者包含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具备内在逻辑上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能使“分两步跨越同一鸿沟”成为现实，有益于维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两种需要之间的平衡。（第２４６－２６６页）这类剖析运用了经济学的规范和办法，符合经济学的基本首要条件和原理，因而具备肯定的讲解能力。虽然有的概括和剖析还需推敲和深入。不过，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渐进式改革也不例外。一方面，渐进式改革有着明显的优点，即使于维持改革过程的稳定性和逐步发挥改革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其次，它也有我们的局限性。作为对中国改革经验的理论总结，且旨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奇迹》对渐进式改革的缺点和局限不曾涉及，不可以说不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近期，有人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樊纲，１９９４；杨晓维，１９９４），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是过渡经济学面临的一个要紧课题。?
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改革的初始条件和当时的具体环境。不论作出何种选择，一旦走上改革道路，就会遵循各自的内在逻辑进行。两种改革方法的根本不同有2、一是渐进式改革是先在旧体制旁边或周围进步起一个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份，并伴随它的不断壮大来逐步改革旧体制；而激进式改革是先打破旧体制，为新体制的成长铺平道路。二是激进式改革是先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规范，然后逐步去充实和运行，而渐进式改革则把新体制基本框架和基础性规范的打造放在改革的中后期，在旧体制框架下先培育新体制的原因。两种改革方法的优劣利弊皆由此而来。?
从现有些实践来看，因为激进式改革是旧体制病入膏荒，各种社会矛盾没办法调和时忽然发生的，虽然便于打破旧有格局，打造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但却伴有尖锐的冲突和激烈的对抗，总是会导致生产的破坏和降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从而使改革处于不利的环境之中。假如在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规范打造之后，可以尽快达成社会共识，使新体制及早投入运行，就会渐渐显示新体制的优越性，获得改革和进步的胜利。假如在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规范规范打造之后，仍然没办法达成社会共识，各种社会权势和利益集团继续处于持续的冲突和动荡之中，大家就不可以从改革中获益，而改革的“摩擦本钱”（樊纲，１９９３）会继续加强，“推行本钱”也会增大，甚至会导致新的紧急的冲突和对抗。这是激进式改革的最大危险。?
与此相反，渐进式改革是在旧体制的弊病已经充分暴露，其对经济增长有哪些用途尚未完全耗尽的状况下开始的，且改革的初期并不改变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既成利益格局，而是让新体制的原因在边际上生成，因而不只可以降低改革中的摩擦本钱，而且从刚开始就能推进生产的增长，从而使大家从改革中受益，促进改革的逐步深入。假如在适合的时候可以一举打破旧体制的核心和基础，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规范规则，就可能尽快结束双轨并行的混乱局面，使新体制顺利运行和进步，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创造好的规范环境。假如旧体制核心和基础部分的改革久拖不决，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规范规范迟迟不可以打造并顺利运行，已经成长起来的新经济成份的进步空间就会遭到非常大的限制，其对经济增长的推进用途就会耗尽或者被旧体制原因吃掉，不可以再对改革中的受损者给以补偿，从而使大家常见受益，渐进式改革所具备的“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性质就会丧失；改革中在双轨体制下生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成长壮大，并与旧体制权势结合起来，就会从改革的推进者变成改革的阻力；改革中出现的寻租、腐败、分配不公蔓延开来，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就会发生社会冲突。这所有都会进一步增加改革的本钱（包含摩擦本钱和推行本钱），增大改革的困难，渐进式改革的不可逆性就会发生动摇，甚至不经过一次较大的冲突和动荡，不可以完成打造基本规范框架和基础性规范的改革任务，使“分两步跨越同一鸿沟”的设想没办法达成。这是渐进式改革的最大危险。这样的情况出现是什么原因在于，打破旧体制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规范，不只会随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而增大困难程度，而且这一变革本身就带有突变的性质，总是需要采取某些激进的方法，以打破僵局和旧体制权势的抵制。因此大家不可以只强调渐进式改革的优越和好处，而看不到它的危险，也不应把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完全对立起来，褒此贬彼，而应当充分认识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在渐进之中采取某些必要的激进手段，或者在渐进之中筹备在必要时向激进方法转变。如此才能使改革大业一步步走向最后的成功。??


１９９５.１.２０于北京三里河?

参考文献：

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Thomas), 1976:《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127;A New Economic History），张炳九译，学苑出版社，１９８８。?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 1981: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Mancur Olson,1980,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tson）,1982:《国家兴衰探源》（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吕应中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张宇燕，１９９４，《利益集团和规范非中性》，《改革》，第２期。?樊纲，１９９４：《渐进与激进：规范变革的若干理论问题》，《经济学动态》，第９期。?樊纲，１９９３：《两种改革本钱与两种改革方法》，《经济研究》，第１期。?杨晓维，１９９４：《控制、利益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法的选择》，《经济研究》，第１２期。?


附：评答成理各抒已见 学术有进共受其惠——北京天则研究所评说《中国的奇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说，他的贡献是从书评中得到的。足见书评之要紧。事实上，严肃认真的科学批判和科学评价是科学进步和理论革新的契机，好的书评对于评者、被评者和读者将会有多方面的巨大回报。这或许是不少以书评为名出书藉、办刊物是什么原因（顺便提及，近期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个双月刊《中国书评》，就是其中一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既然以推进经济学理论研究为已任，自然对于念书、评书给予非常大的关注。继去年评论了王绍光、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之后，近期又召开专门的理论讨论会，评论了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学者的新著《中国的奇迹：进步策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以下简称《奇迹》）。主评人是张希望和张宇燕。前者以《探索中国腾飞的道路和推进国家兴衰理论》为题，写了一篇结构严谨、论证充分、有理有据的评论文章（１、８万字），后者以《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为题，写了一篇自由发挥、侃侃而谈、读后感式的杂评（７千字）。两个评论各俱特点，相益得彰，而作者的答辩和与会者的发言也相当精彩。?
《奇迹》的剖析逻辑、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是，优先进步重工业的“赶超策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作为外生变量由政府主动选择的，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规范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选择和实行赶超策略的需要内生地决定的；作为参照系的比较优势策略是策略转型的方向和体制转轨的目的；已经出现的增长奇迹是因为在调整微观经营机制和放松资源配置的计划规范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进展；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困很难及改革周期的发生，是因为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相对滞后，进一步的选择是以改革宏观政策环境为中心，加快向比较策略的转变。?
张希望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方位的评论。一是觉得《奇迹》是一部有水平的理论著作，作者提出并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对中国十多年来高增长的奇迹作出了独到的讲解；全书的理论逻辑一贯到底，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做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与改革和进步的结合；具备理论的简洁性的特点，不只讲解了海量的经济现象，而且证明了经济学规范和办法的力量，进而给大家以有益的启示：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非告诉大家某些经济问题的现成结论，而是教给大家正确察看和考虑经济问题的办法。?
二是比较剖析了三个理论框架：一个是林毅夫等人的理论，一个是诺斯教授的理论，一个是奥尔森教授的理论。三个理论讨论的都是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问题，依凭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首要条件，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办法，得到的基本结论都是对经济增长起决定用途的是规范原因而非技术原因。但却有不一样的剖析角度和考察重点，并作出了不一样的讲解。诺斯的理论以产权的形成和变迁为基础，奥尔森的理论以利益集团的形成和用途为核心，而《奇迹》则以策略选择为首要条件。前二者着重于微观剖析，后一个着眼于宏观的把握。假如说诺斯的理论集中于基本规范规则的架构，奥尔森的理论专注于集体行动的剖析，那样，《奇迹》则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选择放在最重要地位。可见，三种理论并非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补的。其差别与它们具体考察对象的不同有关。诺斯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自然要把基本规范条件的创造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国家对经济增长有哪些用途正是通过提供形成界定产权结构的角逐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表现出来的，因而，诺斯的国家理论强调的与其说是国家的独立行为，不如说是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选择。奥尔森的理论讨论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这个时候产权问题已经解决，基本规范条件已经拥有，国家规范及其活动也大致定型，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活动突现出来，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决定着社会进步动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对其行为和用途的考察，就成为说明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重点。林毅夫等人考察的是进步中国家走上现代经济进步的道路，这类国家和区域的基本规范条件与政府的地位和用途差别非常大，其经济进步的成功除基本规范条件外，主如果政府政策的选择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我们的优势，遵循了经济进步的一般规律，其失败均在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人为地抛弃优势，超越阶段，揠苗助长的结果。这就是其把剖析的焦点对准策略选择是什么原因。?
三是提出和讨论了几个问题，这与张宇燕的评论相互补充，使讨论愈加深入。第一是关于“赶超策略”的选择。《奇迹》把策略选择作为外生变量，经济体制作为内生变量，策略选择在先，体制形成在后，策略选择决定体制形成。这一剖析虽有肯定道理，但有的绝对化。假如把考察范围从５０年代将来扩至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国反抗侵略，富国图强怎么样把规范变迁和政治变迁推到前面，就会对问题有另一种认识。张宇燕则从目的和方法、内生和外生的关系方面指出了《奇迹》的片面性。两位评论人都觉得，赶超策略和计划体制的选择是中国近代进步的历史势必和历史曲折，从总体看是失大于得，但从局部看，在一个时期和一些方面却是功不可没。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说是完成了某种独特的、命定的、也会是神秘的历史使命；以某种非同一般的方法去达成连续几代中国人的工业化之梦想，从而为将来的经济大进步铺平道路，并顺携带用我们的“失败”来衬托以后改革的成功。第二是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主体进步的关系。评论觉得，《奇迹》强调改革宏观政策环境是对的，但忽略了市场主体培育及其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的相互关系，并以放开粮价，放开经营为例加以剖析。第三是策略转轨和打造基本规范结构的关系。评论觉得，《奇迹》把策略转轨放在中心地位，但对打造市场经济基本规范结构的问题不曾提及，其实，策略转轨中的问题固然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有关，但根本还在于市场规范基础结构建设的缺点及其所决定的利益关系使然。只有力量对比改变了政府立足的基础，市场规范基础结构的建设才能获得进展，策略转变才能同时获得突破。第四是关于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奇迹》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验作了比较充分的剖析，但缺少对其局限性的说明，评论从确立新体制基本框架和基础性规范规则方面比较剖析了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倡导充分认识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和危险，在渐进之中采取某些激进手段，或者筹备必要时向激进方法转变，才能获得改革的最后成功。与此相应，张宇燕对《奇迹》关于中国经验的常见性提出质疑，觉得增量改革有一些特殊条件，如中国政治统治及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文革”打破了阻挠改革进程的既得利益集团；当时中国有改革可资借助的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本；中国改革最成功的是农村联产承包制和进步乡镇企业，其种子改革前已经种下；国外华人对国内改革的热烈反响和大规模投资。这是不少国家不拥有的。?
林毅夫作了长篇答辩发言。他觉得，两篇书评都是高水平的，如此的讨论对于推进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现代化是非常必要的。本书其所以命名为《中国的奇迹》，有两个含义：一是进步经济学觉得长期维持１０％的增长率不可能，大国更有问题，“四小龙”的成功是奇迹，中国近１０多年也达到了，沿海区域比“四小龙”还快；二是在西方历史学家看来，除非改变文化，不然中国没期望，由于，过去没一个文化是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中国可能证伪这一点，假如到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中国的购买力达到总量最大，就是一个奇迹，就证明中华文化可以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下个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以一种常见的方法对中国的进步作源于己的讲解和检验，不止是从经济上，而且是从文化上再建中华。林毅夫对两个评论人的批评一一作了回答。对于《奇迹》忽略产权或觉得产权问题无关紧要与未能充分运用利益集团剖析的评论，林觉得，《奇迹》对产权有不少剖析，一种不一样的产权安排会致使不一样的收入分配方法，致使不一样的勉励，改革推不动就是因为存在不一样的利益集团。《奇迹》的剖析是打造在诺斯和奥尔森的基础上的。对于策略转轨和体制形成熟先孰后的问题，林毅夫觉得，策略选择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内生的，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则是外生的，既然讨论的是经济体系，外生的就是给定的，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关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主体发育的问题，林毅夫觉得，经济理论只能提供必要条件，不可以提供充分条件，中国原来也有私人产权，为何没工业革命，由于没必要条件。用低估价格，市场打造不起来，市场主体也没办法培育；不转变策略，市场打造不起来，不是说策略选好了无需市场体系。关于赶超策略和计划规范是无效率的，为何会持续四分之一世纪？林毅夫提出一个假说，觉得与资源丰欠和人口多少两个原因有关，人均资源越多，持续时间越长；人口越多，持续时间越长。人口多，资源少，就会比较早地舍弃赶超策略，如“四小龙”。?与会者对评论者和答辩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地讨论。盛洪觉得，书评的精彩之处在于进一步深挖了《奇迹》的主题。为何把策略选择作为一个主要原因来考察？低效策略为何被同意了？这要从世界的范围和历史的进步来讲解。西方把自由贸易作为最高原则，但从未真的实行；英国人高喊为自由贸易而战，实质并不是这样。鸦片战争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垄断性的，而中国有广东１３行，是角逐性的，英国对华贸易有很多逆差，鸦片战争是为了弥补逆差。这里的最高原则是：“武器先进者胜”。鸦片战争中国人不是在自由贸易中失败，而是败在炮舰中。因此，选择赶超策略是出于军事考虑，从曾国藩到共产党，富国图强的目的不是增加好友均ＧＮＰ，而是军事现代化。目前其所以要转变，是由于任务完成了。中国还要实行自由贸易规则，中国的强大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强大。张平觉得，赶超策略是政治家决策，而比较优势策略是规范内生的。左光觉得，计划规范决定了不可能有比较优势策略，即便感觉到了，也不可以推行，这个问题在这里无解。张燕生觉得，策略形成相对较易，策略转变更难，是不是比规范转型、产网站权重组更难，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