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992；F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5-0062-07

A Study on the Coorpnation Testing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LI Baoli1，2， HU Xueping1

（1. Economics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Hubei， China； 2.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ngbu 233100， Anhui， China）

Abstract：The imbalance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allometric growth model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orpnation of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of our coun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gardless of the overall or region o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fferent scale city，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of our country is lagging behind the land urba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mbalance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external system existing in China and inter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Finally， accorp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we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p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tion； the allometric growth model； coorpnation； empirical testing

1、国内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研究近况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经济进步方法面临重大结构性调整，推进经济增长的引擎需要由依赖外需转为依赖内需。城镇化作为国家扩大内需的要紧策略方法，其进步的可持续性关乎中国将来经济能否长期健康进步。城镇化，一方面是指城市面积的对外扩张和城镇化量的增加，即土地城镇化进程；其次，城镇化也指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城镇定居人口数目和规模的增加，即人口城镇化。土地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两个要紧方面，能否协调进步，决定着国内城镇化进步的可持续性。目前，国内外对国内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关系进行了很多的研究。比如：孙海鸣（2005）指出，国内不适当的行政规划导致了中小城市过多，大城市偏少，而中小城市因为经济进步水平低，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有限，使得国内人口城镇化进步滞后[1]；周飞舟（2006）觉得，目前国内的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不能不依赖“土地财政”来支持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从而导致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2]；郑有国（2011）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秉持的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法，使得地方政府为了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不以便宜的土地作为吸引投资的筹码，从而导致了以工业园区进步为代表的土地城镇化的过热势头[3]；姚士谋（2012）、李子联（2013）分别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规范、土地规范和户籍规范等方面剖析了国内土地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衡是什么原因[4-5]。

综上所述，现有些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判断，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学理剖析不足。鉴于此，本文第一通过构建异速成长模型对国内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剖析；第二，从外在和内在的规范机制角度，探索导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失衡是什么原因；最后，依据前文的剖析提出相应的结论和对策建议。

2、国内人口与土地镇化协调性模型设定 大家引用异速成长模型（allometric growth mode），剖析目前国内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关系[6]。异速成长是指系统的某个局部与整体的几何测度关系：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与系统或其另外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有恒定的比值。

Naroll和Bertalanffgy（1973）最早将异速成长模型用于研究城乡人口变化的对数线性关系[6]。自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者引入异速增长模型，用于研究城镇化体系及体系中两要点相互之间的关系。异速成长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y为子系统的某种测定或整体的局部；x为整体的另一个局部或整体与子系统的某种测定；参数b为标度因子，或称为异速成长系数，是y与x各自增长率的比值。运用数学变换可以将上述异速成长模型转换为幂函数形式：y（t）=ax（t）b，当y（t）表示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时间序列，x（t）表示城镇人口数目的时间序列，转变后的异速成长模型就是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动态关系评价模型。依据遍历性公理，也可将时间序列的动态评价模型转变成空间评价模型：y（k）=ax（k）b，此时y（k）和x（k）分别表示在同一时期内k个不同城镇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目的序列。

异速成长模型的重点问题是断定异速成长系数b的值。关于b值的确定，理论界早有研究，在计算办法上学术界已达成协议，觉得异速成长系数值取决于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目二者维数的商。Nordbeck（1995）在早期的研究中觉得，城镇面积是二维变量，城镇人口数目是三维变量，得出异速成长系数b的临界值为2/3。当b=2/3时，城镇面积的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相等，此时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最为协调；当b>2/3时，为正异速增长情形，此时，城镇面积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当b<2/3时，为负异速增长情形，此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样处于不协调状态，表现为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伴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后来的学者将分形定义引入模型，觉得异速成长系数b的值等于城镇面积与城镇人口二者分形维数的商（White and Engelen（1993）[7]，Batty（1998））[8]。依据分形定义确定的b的临界值为085。同样，当b=085时，城镇面积的增长与城镇人口需要的增长相一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进步；反之，则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b>085）或土地城镇化滞后型（b<085）。根据多个不同国家的研究结论表明：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为085要优于2/3。从数值上看082大于2/3小于1，以其为标准既不会过窄，也不会过宽。因此，本文选择085作为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以其作为判断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协调性关系的标准。具体判断标准见表1：

3、国内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剖析

（一）总体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剖析

运用2001-2012年间，国内576个县级以上城镇的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据，构建国内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异速成长模型，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进行实证研究。

2001-2012年，国内576个县级以上城镇总体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目的异速成长系数b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明显看出，2005年之前，国内各年的异速增长系数均小于本文设定的临界值085，为负异速性增长。从理论上讲，这表明2005年之前，国内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速度小于城镇人口增长对城镇面积的需要，城市用地偏少。从异数成长系数的具体数值上看，2005年之前，国内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虽然处于负异速增长的不协调状况，但在此期间的b值与临界值085比较接近，说明这一时期内国内整体上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规模之间维持适合的比率。

从2005年将来，国内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间的异速增长系数开始超越均衡的监界值，并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这表明，从2005年将来国内城镇化进步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愈加紧急，土地城镇化增长的速度超越城镇人口增长对其产生的需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的模式。实证研究结果与近年来国内城镇化进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符合。目前，国内城镇化进步过程中对土地资源的借助过于粗放，新城区和开发区建设缺少适当的土地借助规划，盲目建设现象紧急，致使很多新城区建成后处于长期闲置状况，人口入住率极低，各地均出现了所谓的空城或鬼城现象。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国内城镇总体的异速成长系数呈震动上升的趋势，在将来的新型城镇化进步过程中需要要合理解决好国内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不然城镇化的进步将走向不可持续进步的道路。

（二）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剖析

根据城市的人口数目对国内县级以上城市进行分类，市区非农业人口在2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100-200万之间的为特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50-100万之间的为大城市；20-50万之间的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大家将各年不同规模城市作为整体，分别对各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根据异速成长模型设定的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不同规模城市历年的异速成长系数值，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国内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异速成长系数差异明显，表目前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在2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在2007年之间异速成长系数一直高于临界值085，呈正异速成长。说明在此之前国内超大城市土地城镇化的扩张幅度大于人口增加的需要；同时，从2004年开始，超大城市的异速成长系数由递增转为递减，说明伴随人口不断向超大城市的流动，城市的面积扩张与人口增长渐渐趋于协调。但，自2007年之后，伴随人口进一步流入超大城市，这类城市的异速成长系数与临界值的差距开始拉大，城市面积的扩张愈加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 2特大城市的异速增长系数在此期间一直处于递增的状况。在2002年之前，国内特大城市的异速成长系数在临界值以下，但，在2003年后，异速成长系数一直处于临界值的上方。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特征是，2003年之后，特大城市的异速成长系数的平均值达到了1064，突破了1，说明国内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超需要扩张问题十分紧急，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紧急失衡。

3大城市的异速成长系数在2006年之前均超越了1，表明2006年之前，国内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飞速，超越了大城市城区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且土地与人口之间关系的失衡十分紧急。2007年开始，大城市的异速成长系数渐渐向临界值回归，城市面积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失衡关系得到缓解。

4人口在20万到50万之间的中等城市的异速成长系数在样本期间内一直处于递增态势，并且除2002年以外，全部都处于异速成长系速临界值的上方。说明中等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扩张的速度一直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从具体数值上看，中等城市的异速成长系数在2005年之后一直保持在1以上，突破了城市用地超需要扩张的合理范围，土地城镇化过快，表现为紧急的人口滞后型城镇化。

5小城市异速成长系数呈震动上升的趋势。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大部分是县级城市，与地级以上的大中型城市相比，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进步缓慢，异速成长系数长期处于临界值以下，并且在2005年之前一直低于08，突破了异速成长系数的下限。说明在此之前，国内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紧急，难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的需要，表现为紧急的土地城镇化滞后型。从2002年开始，县级城市的异速成长系数开始增长，到2006年左右，基本接近临界值水平，土地城镇化难以满足人口城镇化的情况得到了缓解，二者处于相对协调的状况。但，从2008年开始，县级城市的异速成长系数超越了临界值，并一直处于其上方，县级城市开始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

总体来讲，国内不同规模城市均存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超大城市因为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区位优势吸引着很多人口的流入。近年来，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发生了肯定的逆转。人口的过度拥入，致使超大城市出现了土地滞后型的城镇化。二是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过快的土地城镇化。近年来，1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开始了城市建设的迅速扩张期，新城区、开发区很多上马，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特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目之间关系的失衡愈加紧急。作为区域型中心城市，特大城市虽然对地区内的比较有吸引力，但对地区外人口的吸引力远不如超大城市。因此，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后，能否得到足够人口的填充，将是特大城市城镇可持续进步面临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小城镇土地城镇化过快的问题。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近年来，地方中小城市也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在国内目前的政府主导型资源配置体系下，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是极为有限的，在中小城市的进步中假如不可以合理协调城市建设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结果势必会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城镇化的泡沫，影响城镇化的可持续长远进步。

（三）不同地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剖析

根据所处的地点和经济进步情况，一般将国内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多数。从经济进步角度，国内东、中、西部区域经济进步差距明显，东部区域的人均GDP已经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部分省份的经济进步仍十分落后。在城镇化进步方面，东、中、西部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距。2012年，东部区域平均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1%，中部和西部区域分别只有47%和43%。为此，本文将剖析国内不同地区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以《2001-2012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不同地区的县及县级以上城市作为样本，共计663个样本。其中，东部区域265个样本，中部区域234个样本，西部区域164个样本。通过构建异速成长模型，分别对各年不同地区城市的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根据异速成长模型设定的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区域城市历年的异速增长系数最高，一直处于均衡的临界值085以上，说明东部区域城市面积扩张超越了人口增长的需要，土地城镇化的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中部区域在2003年之前城市的异速增长系数在08以下，建成区面积难以满足城镇人口增长的需要，2003年之后状况有所改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处于基本协调的状况，但从2005年之后，中部区域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开始加快，土地城镇化高于人口城镇化的失衡问题开始突显；西部区域的城市建设也落后于中东部区域。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自2009年以来，西部区域土地城镇化速度加快，人口城镇化开始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进步。

以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国内不论从大体上还是分地区亦或是从不同城市规模角度看，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衡问题都十分紧急，而失衡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建设面积的扩张速度过快，超越了城镇人口增长引起的土地需要增加，即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4、国内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影响原因

（一）外在规范的影响

二元土地规范是对农村和城市土地所有权的不同规定，即农村土地是村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全部为国家所有，不一样的土地权属决定了不一样的土地市场。现有些法律规定，农业用地要想转为非农用地进入市场进行流转，需要先将土地的所有权性质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国家所有制，地方政府作为土地所有权转换的唯一权利人，垄断了非农用地的供给，占有了土地转换过程中的绝大多数价差收益。二元土地规范的存在，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城市空间扩张上的动力，成为土地城镇化过快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权，增加了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很难支撑很多的行政和建设支出，使得地方政府只有依赖国有土地用权出售收益来保持政府运转。目前，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仍是以GDP作为标准，地方政府为了推进经济增长，需要很多的投入，而现有些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只可以靠土地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土地的城镇化运动，不只解决了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问题；同时，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带来的一系列投资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对地方政府而言可谓两全其美。 二元土地规范和以分税制为主要形式的现有财税体系，是影响土地城镇化过快的规范原因，但并不可以够讲解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象。目前的研究成就，对于人口城镇化滞后缘由的规范讲解主如果从户籍规范方面进行。建国初期国内实行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进步模式，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在这一背景下为知道决很多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国家实行了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规范，限制大城市的进步和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并在1958年颁布推行了《中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的实行，使得居民的户口与其所能同意的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紧密联系在一块。人为的城乡二元户籍规范，使得农村居民不可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没基本的居住、子女就学、医疗等基础的社会保障支持，严重干扰了农村居民向城镇的转移，使得人口城镇化速度进展缓慢。

（二）内在机制的影响

探索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内在机制还需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切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法一直表现为投资驱动型，三十多年间资本累积的速度不断加快。依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由382%飞速上升到506%，资本积累的速度约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投资增长带来的资本积累增加的首要条件是要维持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这也是保持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条件。在最后商品市场角逐激烈的状况下，为了维持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政府只能通过对生产的上游资源的控制，人为压低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点的价格以减少企业的生产本钱，达到提升资本边际收益的目的。

伴随国内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健全，工业投资对原材料产地的依靠程度逐步减少，使得工业投资的地区替代性增强，各地方政府争夺投资资本的角逐日趋激烈，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大幅减少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有的地方甚至不惜以零地价或负地价的形式向投资商提供土地。政府对工业用地的底价提供，是对资本积累的补贴，导致了全国各区域不断出现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和新城区，重复建设问题紧急，土地城镇化速度愈加高。为了弥补工业用地出让方面的财政收入损失，地方政府采取了不断抬高住宅用地的价格方案，形成了中国独有些低工业用地价格、高住宅用地价格的土地价格双轨制。近年来，各大城市不断出现的“地王”现象，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证明。住宅用地价格的不断攀升，致使了房价的不断上涨，结果是农村居民迁入城市的本钱增加，紧急妨碍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5、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运用异速成长模型对国内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测定的结果表明：自2005年后，国内总体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出现失衡，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对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来，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开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从不同地区看，东部区域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问题最紧急，第二为中部区域和西部区域。导致国内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是什么原因，除去现行的土地规范、户籍规范、财税规范等外在的规范原因外，国内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进步模式也是其中的要紧原因。基于前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现有些土地规范、户籍规范和财税体制在规范层面上导致了国内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步的失衡，需要中央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对现有规范进行适合的调整和改革。其中，土地规范上，要限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权，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户籍规范的改革，要保障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公共福利的均等化；财税体制的改革，要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防止地方政府的土地城镇化冲动。

2限制超大城市，合理进步中小城市。前文的研究表明，超大城市已出现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超大城市因为拥有较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吸引着人口不断地流入，“大城市病”已开始显现。因此，应付大城市的进步加以限制，给予中小城市更多的权利，鼓励中小城市进步，使人口流动向中小城市转移。在缓解超大城市人口重压的同时，也解决了中小城市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

3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城镇化进步的资金缺口较大。国内城镇化进步以政府为主导，因为缺少资金，不能不以土地出让金作为集资的源泉，带来的后果则是土地城镇化的过度进步；同时，因为缺少资金，致使地方政府不能不降低在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导致了人口城镇化的滞后。因此，为了缓解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缺口，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参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海外城镇化进步经历证明，公私合营的PPP模式，对于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具备要紧用途。在国内，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不仅能够缓解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靠，而且对于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流动，降低对资本市场冲击与促进民营经济进步都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