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面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特别是后现代的倡导，笔者强调重返马克思，重返马克思的批判与深思的精神。第一应针对大家自己作深入的检视、深思与批判；第二再针对当代思潮、后现代的倡导作出全方位的审视、深思与批判。以此，为大家的将来投石探路。
关键字：马克思 一元论 多元论 辩证法 诡辩论 乌托邦 暴力 现代 后现代
马克思思想自十九世中叶产生以来，已历经了一个半世纪，对人类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到今天它仍然具备强劲的生命力。这不只体目前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把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奉为统治的圭臬；而且，即便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仍有不少的学者孜孜以求地研究并推进马克思思想的进步；很多的社会活动家还继续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一个人的思想竟会有这样的成效，这种现象本身就非常值得大家玩味。况且马克思思想博大精深，大家自本世纪初引进“马克思主义”以来，一直主要因为“意识形态”是什么原因，致使了大家对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极其实用、教条的理解，缺少客观、平实的学术研究与深入的思想学问探讨，甚而深思批判精神完全阙如。而马克思本人是确实具备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及使命。大家非常难想象，马克思不具备彻底的深思精神，却可以完成他的社会现实批判的使命。因此，当大家今天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特别是面对后现代的倡导的时候，大家应该义不容辞地重返马克思，重返马克思的彻底深思与批判的精神。以马克思的深思与批判精神面对大家自己，面对马克思思想，面对马克思主义。本文不拟对马克思主义表达怎么看，也不拟对马克思思想作一一的评析。而只计划就我平常研读与考虑中突显出来的一些问题，做尽量平实与客观的研讨与剖析。这类问题包含一元论或多元论；辩证法或诡辩论；乌托邦或暴力；现代或后现代。
（一）一元论（Monism）或多元论（Pluralism）
一元论与多元论间的争执，自古就有。孰是孰非，到今天依旧未有定论。足见这一问题已成为人类的永恒难点之一。一元论，最早始见于古希膜的自然哲学对始基或本原的追索。所谓始基，即万有始于斯，终又归于斯的东西。希腊哲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始基是水，有人说是气；还有人觉得是“不定”，或者是“数”。可能是由于世界太丰富多彩，非常难将它归结为单一的始基，于是“二元论”乃至“多元论”开始出现。譬如赫拉克利特提出双重本原说，即“火”与‘逻各斯”；恩培多克勒倡导“四根”（水、火、土、气）及“爱”（结合的力量）与“恨”；阿那克萨戈拉则总结出“种子”与“努斯”，直至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才好像又复归了一元论。
亚里士多德曾讲，哲学始来自于惊讶。这话一点不假。上述那些哲学家无不是因为对宇宙奥妙的惊讶才促成他们考虑与探索始基问题的。不过惊讶是一回事，考虑与探索又是另一回事。好比柏拉图“洞穴”之中的个别居民，某时也忽然惊讶于人声鼎沸，人影踵踵，于是激起起探索奥秘的好奇心。可是，他们的考虑却未必可以超越既定条件的限制，依旧在旧有习惯的惯性轨迹上运作。面对“影像”与“回声”，他们会把它们当作唯一的“真实”而探索它们的源头，并仍在习惯性的轨迹上想方设法地寻求问题的答案。我以为，这就是希腊自然哲学家的真实写照。我一点也不想否定他们的始基问题及其答案的意义，不过，单纯时空上的追溯，是不可能找到最后的始基或本原的。这就好象大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别想找寻到他最后的那对远祖爸爸妈妈一样。由于如此的找寻，只须条件许可，是足以永无止境地找寻下去的。康德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理性的“二律背反”，说的是大家把不能作为认知对象的东西，譬如本原误当作了认知对象。另外，象释迦之“十六无记”，龙树‘八不’也同样说的是这回事。康德，与上溯至柏拉图，巴门尼德都不不承认这种问题及其解答的意义，不过他们也都一致地觉得这不是哲学的任务。
近代十八世纪法国的不少思想家，如爱尔修理、霍尔巴赫等重又复兴了这条单纯地归结始基的思路，建构起被称作唯物主义甚至物质本体论的体系。据我所知，马克思本人并不倡导物质本体论，也就是说，他并不想简单地以“物质”取代黑格尔的“精神”了事。由于他了解，那样是不可能真的地超越黑格尔的。马克思一直最重要关注他身处其中的社会，在此他坚持唯物论，探求决定社会变迁的物质方面的力量。通过深入调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情况，与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终于找到了决定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是社会的物质生产的方法，特别是其中的生产力原因。由此马克思才上溯至资本主义以前的人类社会，把他的结论最后确立为有关全部人类社会变迁的常见有效的结论。正如社会是人的社会，自然也只可能是人化的自然。由于凡让人所改变、认识、甚至仅仅让人所查看的自然，都早已是人化的自然。人根本没办法面对，也就无从谈论“非人化的自然”。在这点上，马克思的确比他的后继者更具哲学头脑。他非常了解，当有人自以为在描述本与主观绝对无关的、客观的自然的时候，他事实上所说的早已是主观的或者说人化的自然了。而大家每一代人事实上都只可能是从人化的自然，从人类社会的现行情况开始大家的活动的。之所以称马克思是唯物的一元论者，正是由于马克思从那些既定的条件中找寻到了社会变迁的最后决定力量，即社会的物质生产方法。马克思并以此原理为基础，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
有很多学者不认可马克思的一元决定论，典型的有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着重揭示了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的教义所引导的一种常见的“世俗禁欲主义”，即人在世间的所有行为不外乎是在不断地向自己与向别人表明：我是上帝注定了的选民。于是大家拼命的工作、赚钱、积累财富。并挖空心思地让工作的安排合理化，让经济活动合理化，乃至于让整个社会的安排合理化，以尽量地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大家却仍然过着极其俭朴、清心寡欲、充满虔信的生活。韦伯觉得正是上述这类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而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
这样来看，从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方面，以不一样的看法、观念察看、追溯与研究资本主义，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一般学者譬如阿尔都塞、吉登斯等都觉得，那些不一样的研究与结论足以形成相互补充、从而可能更为完整、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现象。阿尔都塞并且进一步地提出了社会历史的多元决定论。事实上，无论韦伯、阿尔都塞，还是吉登斯等人都并不是马克思的反对者。相反，他们都对马克思表达过相当的敬意。象阿尔都塞就明确地称我们的研究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也承认，生产方法与经济是社会变迁的决定力量。同时他也觉得，政治、文化、宗教等等其它原因也都可能是社会变迁的决定力量。也就是说，他并不觉得历史或者社会一直被生产方法与经济单一的原因所主要决定着的，而是时而主要地被经济，时而主要地被政治，时而主要地被文化，时面主要地被宗教……决定着的。至于某一年代、某一时期、某一社会、某一区域具体由哪种原因成为主要决定的力量，则需要通过具体的调查研究、详实的剖析方能得出。譬如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的西欧没获得胜利，而在经济落后的俄国一举成功，其重要原因，在阿尔都塞看来，只能从生产力与经济以外来探寻了。说来奇怪，自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以来，社会主义事实上从未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反，社会主义却一再在东方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获得成功。而马克思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经济高度发达，自由民主空前进步健全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达成。今日瑞典等北欧发达国家倒象是呈现了这种气候？
热力学第二定律之孤立系统的熵增原理表明：在孤立系统内实质发生的过程中，一直使整个系统的熵的数值增大。而为保持系统的熵值的不增大，甚至成负增长，又需要以系统外的熵值增大为代价。韦伯揭示了近代欧洲理性主义性格，它创造了具备合理证明的数学，随着合理实验的自然科学、合理和声的音乐，适当的科技，适当的法律规范，适当的政治规范，与依据自由劳动之合理组织化和合理资本计算的资本主义。而马克思却充分揭示了原始资本积累过程的野蛮、残暴、血腥，与资本主义规范确立之后，致使人的异化等等“非理性”现象。也就是说，韦伯所一定的“理性化”事实上是以马克思所揭示的“非理性化”为代价的。对于后者韦伯没能充分注意到。不过，这样一来，大家才可能对欧洲资本主义有了一个更完整、更深刻的认识。
（二）辩证法（Dialectic）或诡辩论（Sophistry）
辩证法本义就是对话讨论。苏格拉底尝试用辩论的方法逐步澄清定义，使人见到事物的本质。柏拉图的“对话录”，特别是其中的《国家》及《巴门尼德》等篇倡导并实践了不靠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用“相”，从一个相到另一个相，并且最后归结到相，如此纯粹的相的推演的“辩证法”事实上就是柏拉图倡导的纯哲学研究。这种办法到了黑格尔的手上就更为炉火纯青，几至登峰造极。他的《逻辑学》成了继柏拉图《巴门尼德》之后辩证法最伟大的杰作。因此，黑格尔理当享有辩证法大师的美誉。辩证法作为纯哲学的研究办法，应当是对定义的纯粹推演，不能借用任何感官感觉，与感性事物，由此尽量地挖掘定义的内涵，甚至其中可能包括的“绝对”的信息。一但辩证法同感官感觉、感性事物、现实经验等等相混淆，就比较容易蜕变为一种随口乱说的“诡辩”。譬如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就非常遭到了如此的非议。因此，大家如果是必须要将辩证法应用于现实事物，则千万要慎之又慎，不能有丝毫的疏忽。马克思自称是黑格尔的弟子，他也是一位辩证法大师。他特别将辩证法应用于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写出了他不朽的杰作《资本论》。不过马克思好像也未能完全防止诡辩之嫌。在此仅举三例来与大伙商榷。
德文Arbeit一词，译成中文为“劳动”或“工作”，既指体力的，又指脑力的；既指生产的，又指精神的。也就是说，只须人为了要达到或达成一个目的而运用我们的精神或肉体的力量时，就是在工作、在劳动。因此，不只产生了外在可知道的效果、或者产生一成品、或者引起过去状况的变化的精神工作及所有体力工作是工作或劳动，甚至没产生或引起上述外在明显变化的成效的学习、考虑甚至祈祷也都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由于黑格尔把现象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客观外在化，是绝对精神在历史的过程中逐一地展露与显现。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劳动”一词的内涵基本上获得了完全的展露与澄清。“劳动”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要紧的地方。由于马克思论说“资本”就是对应于“劳动”的，用马克思我们的话来讲，即“资本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重点在于劳动定义的内涵在马克思那里不只未获得完全的展露，而且还被极其狭义地专指物质生产劳动，甚至专指其中需要付出体力的劳动。于是马克思的上述命题就只能理解为：资本就是积累起来的物质生产的劳动。而劳动者就只不过那些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的大家，也即工人阶级。到此大家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何会忽视韦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那个要紧维度。由于在马克思那里，经营者对资本适当的算计，自由劳动的合理组织，商品交换流通的合理安排，……都没被算作是与资本积累密切有关的劳动。于是资本的积累、剩余价值的创造就只可能是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的成就了。辩证法本意是要尽量地推演与展露出定义的全部内涵，马克思却在有意或无意中只取了我们的所需。到了今天，随着科技的空前进步与发达，经济活动中的体力劳动原因愈加退居次要地方，而经营者充分地占有信息、全方位的合理化决策，……已经日益成为经济活动中主导的甚至决定的原因。这样一来，上述的问题就愈加突出。大家到底应当怎么样理解劳动呢？
再者，资本同劳动的关系密切，那样，显然资本同劳动的主体、劳动者的联系也理当紧密。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即“劳动者只有当他对自己来讲是资本的时候，他才作为劳动者而存在；只有当某种资本为他而存在的时候，他才是资本。”也就是说，当大家一般地或者说抽象地谈论“资本”与“劳动者”时，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是：资本绝对不可以与劳动者离别。假如离了劳动者，资本就不是资本；同样道理，劳动者离了资本就不再成其为劳动者。只有在此首要条件下，大家才能知道下面一段话中的“资本”与“劳动者”究为什么指。
“资本一旦想到——无论是迫不能已地还是心血来潮地——不再为劳动者而存在，劳动者本身便立即不再为自己而存在：他没工作，因而也没薪资，并且既然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劳动者而存在，所以他只能任人把他埋葬，使他饿死……”
显然，这里的“资本”与“劳动者”已在不经意中还原为具体的了。不过，即使这样，也并未见得与上述有关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原理截然相悖。由于资本若不为这类劳动者，也定为那些劳动者而存在。不然，它就不可能再是资本。大家这么讲，决非要同马克思本人过不去，而只不过想强调，当大家把辩证法应用于具体事物时，是非常可能只关注大家所特别有兴趣的某一倾向，而相对忽视了大家不有兴趣的另一些倾向。不过，大家还是应当一定，马克思的关注与强调有其特别的意义。或许，正是由于马克思的不断强调，才促进了社会渐渐下决心解决资本不再为他们而存在的那些劳动者的基本存活问题。其实，大家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常见问题，现代称之为失业保险与救济问题。
黑格尔把所有现象都视为绝对精神的自己推演与外显，于是有了如此的过程：刚开始，绝对精神在自己中推演，继而外现为自然，再复现与复归为精神乃至绝对精神本身，而精神范围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黑格尔并未说这就是他的哲学。但他好像也无意舍弃如此的暗示。由于只有最后的、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才最能与绝对精神本身吻合。在这里，黑格尔表现得活象一个进化论者。一般进化论者总是自以为立于历史的峰巅，是最早进、最高明的，因此可以任意地俯视与评说前人。不过，大家最好给进化论者提个醒：单是时间上的最晚出者，未必就是最高明、最完满者。大家常常同前人一样，也在自己年代的局限当中，也面临着现实的种种利益的干扰，非常难超越与超脱。当马克思严厉批评资产阶级为追逐自己利益而充满偏见时，我理解他是在寻求一种新生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源于不受现实利益左右因而一无偏见的一个阶级，它就是无产阶级。它要革除现实社会中的所有不适当的现象，使人类彻底地从异化状况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把这一历史使命赋予给了无产阶级，这里面沉甸甸地寄托了他对将来人类社会的理想与期盼。不过，同样处在年代局限与利益期待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是不是真的一无偏见？至少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年代，这群马克思的后继者对此是持有相当的异议的。甚至，他们几乎一致觉得，被马克思所殷切期待的工人阶级已经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渐渐健全而享有愈来愈充分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与福利待遇，等等，他们早已变得安于近况，不思进取，因而不再可以担当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与领导重任。这一重任已经落在了从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社会良知而存在的常识分子的身上。正是他们仍然在不断地、批判地、深思地、超越地审视与关注着这个社会。而他们本身却并非作为一个一同的阶级，而常常是作为超越现实的个体自由者的形象面对社会与世人的。他们尚且非常难、甚至不可能做到一无偏见，那样，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能做到吗？
（三）乌托邦（UTOPia）或暴力（Violence）
面对现代世界，曾在与还在一些极权国家，和一些以共产主义为最后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譬如前苏联特别斯大林年代，譬如大家的“文革”时期，譬如如今的朝鲜所发生的许很多多的让人发指的暴行与罪恶，大家开始常见地怀疑人类的所谓“理想”，所谓“乌托邦”。由于那些绝大部分的暴行与罪恶常常是公然地在理想的旗帜下，在乌托邦的感召下，有时甚至是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地干出来的。的确，大家有足够的原因怀疑，况且理想从来就不是现实，而乌托邦，它本来的意思居然是“没有的地方”。因此，大家把理想比作乌托邦，甚至就用乌托邦代指人类的理想。无数的先贤圣哲，象拍拉图、莫尔、陶渊明……都曾为大家描述过那如诗如画的乌托邦。而几乎全部宗教的最后目的，象基督教的“天堂”，佛家的“极乐净土”，道家的“仙界”，……也都同样是如此的乌托邦。无论过去，还是目前乌托邦都一直激起着 大家对它的神往，并勉励着大家为它而奋斗。是不是正是由于有了乌托邦，大家才可以忍受社会现实的丑陋、苦很难及种种的不合理。历代的大家为了将乌托邦变为现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付出了极其悲壮、艰辛与巨大的努力，甚至不惜使用暴力的方法。譬如基督教十字军的东征，伊斯兰教南下扫除印土佛教，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断头台，俄罗斯城市的武装暴动，中国国共两党数十年的战争与对抗，……无以数计的大家抛头颅、洒热血换取来的胜利果实，本该是永恒的幸福与欢乐。可事实却总是并不是如大家的一厢情愿，胜利的果实并未必甘甜，反倒常常是苦涩、悲凉甚至无休无止的痛苦。
大家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是不是人类应该完全舍弃或告别乌托邦，如此上述的问题就会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或者这种想法同一朝达成乌托邦，大家就进入永恒的幸福乐土的想法一样的不现实，一样是人类幼稚、纯真无邪、思维简单化的体现？至少曼海姆还坚定地维护乌托邦。他觉得：对人类而言告别或脱离乌托邦与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都意味着，人类的思想愈加贴合现实，越超性的精神质素或理想愈加少，乃至完全阙如。由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都是与社会现实不尽吻合，是超越社会现实的思想。所不一样的是乌托邦指向将来，而意识形态指向过去。假如说意识形态的消失只对某些阶层而言是一种危机，那样，乌托邦的消失则会致使一种全然静止的状况，而在其中人类和物质差不多。于是大家面临了一个最大的悖论，即人类对于存在已获致最高程度的理性控制，但因为没任何理想，却沦为冲动的奴隶。因此人类在长期艰苦而英雄式的进步之后，刚刚达到最高程度的自觉，此时历史已不再是一种盲目的命，而愈来愈成为人类本身的创造，但伴随乌托邦的消逝，人类丧失了塑造历史的意志，因而也丧失了知道历史的能力了。假如曼海姆的说法成立，那样，大家当代面临的困境就是：在乎识形态及乌托邦的问题被彻底地提出来，并将它所有些涵义都考虑透彻的年代里，大家怎么样可能继续思想及生活？乌托邦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目的，它远远超越社会现实。人类尽管只能存活于社会现实之中，但人类却不可以没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目的。不然，人类将失去改变不适当的社会现实的动力与依循。社会的理想目的也就是乌托邦大家不可以没。那样，一般来讲，问题就不是出在乌托邦身上。乌托邦是目的，目的没问题，问题就只可能出在为达成目的所采取的方法上面。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最早是由宗教家与具备深厚宗教情感的思想家们揭示出来的。在基督教对它自己的十字军暴行、宗教迫害、与世俗权力相互倾轧等等罪恶行为的不断深入的深思中，终于体认到：宗教应当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理想，一种坚持正义的坚定倡导，一种尽量以自己的善行去抵消现实社会中人的悲痛的努力。宗教团体的任何以暴力方法强迫别人信仰，甚至对异教徒、无神论者施以肉体毁灭的残暴行为，……都是与宗教的宗旨根本违背的，对宗教事业皆有害无益。人类因此确立起宗教宽容、宗教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宗教理想不能通过暴力达成，那样，世俗社会的理想同样不应当用暴力方法达成。正由于如此，大家才可以理解印度伟大的宗教家、思想家、政治家“圣雄”甘地提出的“非暴力抵抗”、“不合作运动”等政治倡导及其坚定不移、言行如一的政治实践。用后来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讲就是，方法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大家没办法通过邪恶的方法来达到美好的目的，由于方法是种子，目的是树。暴力与邪恶虽然还不能完全等同，不过它们二者却不能否认，总是异常紧密地连在一块。大家一旦施暴，就非常难予暴力以限制，常常飞速地转变为滥用暴力，从而成为邪恶。而且，这种现象越是出于理想的目的，就发生得越急速、越惨烈。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在人的本性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着暴力与做恶的倾向。因此大家在坚守美好理想的同时更须一直坚持非暴力、特别是非邪恶的方法与方法，不然大家会把大家同大家的理想一道葬送。
（四）结束语：现代（Modern）或后现代（Postmodern）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西方开始了后工业、后现代时期。
后现代主要表现为对现代的怀疑，譬如现代的“常识合法性”，人类势必进步的信念，与现代崇尚效能与力量，……其中常识合法性问题是中心问题。在科学常识还没成为主流常识之前，大家大多只知叙述常识，它包含神话、传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等。它培养着大家各方面的能力，譬如说话能力，倾听能力与做事能力，并且还规定能力标准，以此来评价社会达成的或可能达成的性能。它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叙事本身就界定了有权在文化中自我言说、自我成形的东西，从而已使自己合法化了。反之，科学常识需要离别一种语言游戏，即指示性陈述，并且排除其它的陈述。科学陈述不可以从它被讲述这个事实本身获得任何有效性。它被需要对它的有效性提出证明，这就是常识合法性问题。问题在于：我说的是真的，由于我能证明；但什么能证明我的证明是真实的？当科学常识考察叙事陈述的有效性时发现，这类陈述从来没经过论证。于是，科学常识把它们归入另一种由公论、风俗、权威、成见、无知、空想等构成的思想状况：野蛮、原始、不发达、落后、异化，称它们为非科学常识，以此划清界线。却不知，只须科学语言游戏期望我们的陈述是真理，只须它没办法依赖自己，譬如自我假设、预先判断，使自己这种真理合法化，那样借用叙事就是不可防止的。于是，决定真理的条件的是人民，合法性的标志是共识，规范化的方法是协商。进一步，它或者把叙事主体表现为认知主体，或者变现为实践主体。显而易见，合法化语言游戏是哲学性质的，并且是通过一个理性的元叙事。元叙事的史诗是自我解放的史诗。实践主体说出的规定性陈述在此享有特权，使它们在原则上独立于科学陈述，对实践主体而言，科学陈述从此只具备信息功能。
依后现代的视线，马克思的倡导与马克思主义也是“解放的史诗”。只是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主体成为物质生产的劳动主体，甚至就只不过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于是，马克思及其信徒高奏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我们的颂歌。由此进一步产生了列宁斯大林主义，他们的元叙事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在整个国家，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确立全方位一统的意识形态，全方位计划安排社会的经济活动与公众的生活。于是，发生了如此的故事：一个皇帝想叫人绘制一张绝对精准的帝国地图，结果国家破产了：全国人把全部能量都用在了绘制地图的工作上。这是不是就正是苏联的全方位解体，大家的“文革”年代与今日北韩等的真实写照呢？归根结底，现代的合法化是通过性能， 是通过可操作、可通约的优化效率达到的，是打造在决定论这一假设之上的。而决定论需要精细地确立系统的初始状况。正如上述，这种确定是没办法达成的。决定论追求控制的精度，然而，伴随精度的增加，不确定性并未真的降低，它也在增加。决定论想要弄清控制变量与状况变量的势必联系，可是，控制变量是连续变化的，状况变量则是不连续变化的。因此，状况变量总是更是不可确定的。况且各种控制变量互不兼容的可能性比相反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决定论只不过一些“小岛”，或者说，一个过程多少被确定的特质是由这个过程的局部状况确定的。这也就是当代多元决定论的依据。所以，后现代科学将自己的进步由此变为一种关于不连续性、不可精准性、灾变和悖论的理论。它产生的不是已知，而是未知。它暗示了一种合法化模式，即被理解为误构的差异的模式。也就是说，强调各种语言游戏“规则的异质性”，承认并追求分歧，只承认局部的确定。“共识”只被看作是局部的、暂时的；它只不过讨论中的一个状况而非讨论的目的；它是从实质对话者那里获得，常常可以取消。后现代追求一种不受共识束缚的正义观念和正义实践。在当今常识、信息爆炸的年代，后现代强调应该让公众自由地通往存储器和数据库，以使各种语言游戏的睹注再更不是过去的单一化的“效能”，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常识或信息。由此，一种政治显露出来了，在这种政治中，对正义的向往和对将来的向往都遭到同样的尊重。
马克思完全是在“现代”的背景下考虑与写作的”，因此马克思没任何义务指点大家去审视后现代的倡导。同样道理，大家也没办法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的武库中寻觅出几个教条就能敷衍搪塞了事的。大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彻底摒弃长期以来紧急的教条主义的做法，重新高扬马克思的批判与深思的精神，第一就得针对大家自己作深入地检视、深思与批 判；第二再针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特别是后现代的倡导作出全方位地审视、深思与批判。大家了解，现代是人类的科技高度进步与发达，财富急剧增长，文明空前兴盛兴盛的年代。大家因此每每自诩为人类最进步的年代。然而在这同时却不见大家对道德诉求的增强，反倒是日益衰落，再加之疯狂的战争与革命，种族间与同胞间的相互残杀，极权国家的专制与暴行，……所有这所有都组成了现代极不和谐的乐章。马克思特别突出强调的现代人的异化现象，正是对现代人类处境的一个真实写照。不了解西方后现代的转变，能否对克服人的异化现象，道德常见沦丧现象等等有所促进，抑或是反倒加剧这所有现象？这是非常值得大家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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