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众所注目的要紧问题。或云仁重于礼，或云礼重于仁，众说纷纷，莫衷一是。事实上，仁固然是孔子的发现，但仁的发现原本是对礼的意境深入开掘的结果，而礼的价值也正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仁是礼的内在依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恰成一辩证的统一关系，而其首要条件则是：仁作为一个德性范畴乃是一个动态的存在，即仁由根之于心的潜在的德性，到经过礼的规范而达成为完美的人格，其间有一个进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仁之作为潜在的德性和礼之作为外在的规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仁不发于心，则礼便成为毫无意义的虚文；而失去礼的规范，则仁流为自然性情，虽不失为直，但却难免于野，甚至难免为乱。由仁之作为动态的范畴这一特征，大家又可以判断：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或即是孔子未曾明言的独特的人性观。

关键字：孔子 仁礼相成 动态 人性观

孔子的学说，当时深得其心的弟子颜渊已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叹（《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只出篇名），不一样的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已有差异。孔子卒后，关于孔子学说的真谛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千多年来，讲解孔子的著述汗牛充栋，但孔子的思想却不只没因此而变得明确明朗起来，相反，却变得愈加扑朔迷离，愈加很难把握了。不过，在海量不一样的讲解中，大家也不难发现一些为大伙所一致认可的东西，这就是仁和礼。尽管大家对仁和礼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仍有不认可见，但几乎无人不承认，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中具备纲领性意义的两个定义。

1、仁的发现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产生。据学者们研究，仁字和仁的观念皆渊来自于古东夷文化，后来进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春秋时，仁总是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要紧德性之一。但，孔子以前，仁并未遭到特别的看重，只有到了孔子这里，仁才被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1）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候出”，再降则“政在医生”，三降则“陪臣执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完全乱了套。但，在这崩溃和混乱的局面中，礼乐文化反而遭到前所未有些看重。一方面，有识之士鉴于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竭力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程度，觉得礼是“国之基”，“人之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有识之士的主张下，一股颇具规模的礼治思潮蔚然兴起。其次，那些越位逾分的医生和陪臣，为了巩固其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力，满足其高高在上的虚荣心，也需要用礼乐来文饰自己。他们除去自己亲自学习礼乐常识外，还重用一些了解礼乐常识的人。学会肯定的礼乐文化常识成为当时一般士人入仕为官的一条捷径。这样一来，学习和研究礼乐文化竟成为一时的社会热点（关于春秋时期礼治思潮的兴起和学礼之风的风靡，吴龙辉博士有较详细的论述（2）。孔子生逢春秋末世，自然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据了解他小时候做游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摹仿大人作礼仪演习，大概就与这种风气的影响有关。长大将来，孔子凭借“好学不厌”的精神，敏求善思，终于成为一位名闻当时的礼乐文化大师。他设坛收徒，不只不少普通人来向他学习，而且一些贵族人物也常常来向他学习，请教各种礼乐常识。

孔子十分看重礼，觉得对普通人来讲，“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对统治者来讲，“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因此，孔子倡导“克己复礼”，需要大家“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但孔子对于礼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不止是一种形式和步伐，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那 么，这个更本质的内涵是什么呢？《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记载，给大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启示：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爸爸妈妈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爸爸妈妈乎？”

从以上对话中大家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三年之丧这一礼制，并非毫无意义的一种形式，事实上，它是儿女报答爸爸妈妈养育之恩的一种适合的方法。一个真的热爱和怀念爸爸妈妈的人，会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不然便于心难安。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孔子称之为仁。仁既是礼所由生的内在依据，也是大家自觉守礼的内在动力。只有仁发于心，则行才能合于礼，仁心不动，礼就失去了依据，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虚文。既然是虚文，当然就能随便改动，也可以随便废弃了。宰我欲改三年丧制，孔子便斥之为“不仁”，缘由即在于此。这样来看，所谓礼的本质内涵不是别的，正是仁。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的确，为人而不仁，怎么样能理解礼乐规范的本质内涵呢？不可以理解其本质内涵，又怎么样能尊重其仪文形式呢？

毫无疑问，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显然超越礼而具备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论语·八佾》如下一段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冯友兰讲解此段说：“子夏以‘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盖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犹美女先有巧笑美目，然后可施脂粉也。不然礼为虚伪形式，非惟不足贵，且亦可贱矣。”又说：“不仁之人，无真性情，虽行礼乐之文，适足增其虚伪耳。”（3）冯友兰用“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来释“礼后”，可以说十分适合独到。所谓“真性情”，即是根之于心、流露于外的仁心、仁性。这样来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对于礼的优先性和决定性的地位，的确是无可怀疑的。

需要注意，孔子并没由于仁的发现而贬低或轻视礼在社会日常的支配地位和规范价值，相反，恰恰是仁的发现为礼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礼既然是仁心外化的势必表现，那样只须是人，假如他内心还有一点真性情，假如他不想泯灭这点真性情而沦为禽兽的话，那样他就应该而且需要自觉地遵守礼的规范，不然，他就是“不仁”。如此，本来是仁心外化的礼，最后却反过来成为辨别一个人仁还是不仁的规范。这样来看，仁虽然超越礼而对礼的生成和践履具备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并未取代礼在社会日常的支配地位和价值。相反，当孔子把礼深深地植根于仁的基础上之后，礼作为支配人类生活和行为的道德规范，其合理性、权威性、必要性、重要程度，都被愈加有力地确认下来。更为要紧的是，是性情范畴的仁还为礼的永恒性奠定了基础。世道会变，但人之为人本诸自然的一些基本性情不会变（如亲情、友情、恻隐之情等等），与这类性情相适应的一些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也不会变。荀子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荀子·天论》）董仲舒也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这类话大家总是只道其荒谬的一面，而未见其适当的一面。假如能从儒家性情论的角度去审视，则这类话未尝没肯定的逻辑势必性。换言之，礼的合理性、权威性、永恒性在儒家那里不是凭空确立的，而是有其性情的基础。事实上，从本诸自然的人之常情出发来论证传统礼义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是自孔子以至当代新儒家一脉相传的家法。可以说，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仁学，自始至终都担负着为传统礼义辩护的理论使命。

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刚开始试将原有些规范，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依据。”（3）这话很正确。而孔子所给与原有规范的“理论的依据”不是别的，正是仁。假如说，礼是孔子归本三代、述古得来的话，那样作为礼之根本的仁，则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己家里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仁基一立，本诸三代的礼乐规范，在三代礼乐秩序这一现实的根基崩解之后，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成长点”（1）。在这个“成长点”上，三代礼乐这颗数千年历史孕育而成的文化的种子，经孔子亲手采撷、点播，又重新生根发芽。孔子之后，在历代儒家不断地浇灌和护理之下，这棵新芽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终于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儒家文化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确实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借用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达成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用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交流连接，而没中绝断裂。大哉仁！大哉孔子！

2、仁、礼相成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面，仁和礼实在只不过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混然一体，而非毫不相干、各自独存。它们相辅相成，哪个也不能离开哪个。假如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样礼便是人在社会日常达成其本质的唯一适合的方法和渠道。孔孟都曾把礼比喻为出入房子所必经的门户。孔子说：

哪个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孟子说：

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孟子·万章下》）

以礼为门，这个比喻形象而又恰切，准确地反映出礼在孔子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一个人，除非自甘堕落做那见不能人的“穿窬”者（《阳货》），不然，便不可以出不由户，也不可以行不由礼。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人才能达成其人之为人的本质，或者说，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而只有当仁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时，它才能成为一种真的完美的人格。孔子教人“成仁”、“成人”，事实上就是引导大家将它潜在的德性经由礼的规范和约束，在实践中达成为完美的人格。可以说，离开礼，别无其他“成仁”、“成人”的方法。《论语·宪问》篇载子路问孔子“成人”之道，孔子即回答说：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卡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可见，“文之以礼乐”是其他人“成人”的必然趋势，少了这一步，即便拥有“知”、“不欲”、“勇”、“艺”等出色素质，也不可谓之“成人”。孔子还说：

恭而无礼而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看来，一旦失去礼的规范和约束，不只“成人”无望，而且还会使一些原本可贵的品质走向它们的反面，带来种种弊病，甚至酿成大乱。尤其是“勇”，孔子觉得“君子道者三”，而“勇者不惧”居其一（《宪问》）。他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可见，他倡导有勇。但“勇而无礼则乱”，“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盗”（《阳货》）所以，他又明确表示自己“恶勇而无礼者”。其弟子子路以勇武闻名，孔子也非常重视他，曾说：“道不可以，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了非常高兴，而孔子却接着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觉得子路虽是一个难得的治国之才，但还不是一个仁者：“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公冶长》）孔子为何不以仁许由，缘由或不止一条，但子路的“勇而无礼”，恐怕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条。孔子觉得应“为国以礼”，而子路却一直“其言不让”（《先进》），“野哉由也”是孔子常常训斥子路的话。孔子曾说“事君尽礼”（《八佾》），又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但他觉得子路及其另一位弟子冉求都办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可以说是有才能的“具臣”，而不可以说是“以道”、“尽礼”的“大臣”。尽管他也一定子路、冉求都不至于跟伴随乱臣贼子去做那“弑父与君”的悖逆之事，但从君子人格的完美性上看，因为不可以“以道”、“尽礼”，所以总不免有所缺欠。在海量的弟子中，孔子唯一许为“3月不违仁”、并且曾想以衣钵相传的人是颜回。为何呢？缘由也会不止一条，但颜回对礼的地位和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深得孔子仁学和礼学的关系之奥秘，可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缘由。“克己复礼为仁”即是孔子传给颜回的仁学大法。颜回请问其目，孔子又教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十六字诀。颜回听了恍然有悟，恭恭敬敬地谢道：“回虽不敏，请事斯语。”（《颜渊》）后来颜回赞美孔子对他教育的恩德时，用的也是“夫子循循然善诱惑，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如此的话。看来，颜回对礼的领会和践履与孔子许其为仁之间，恐怕有着不小的关联。而礼对孔子“成仁”或“成人”之教的价值及其在孔门儒学中的地位，也由此可以想见了。

从收获完美人格的角度来讲，仁可以说是德之质 ，而礼则是德之文，文质须相辅而行，才能收获完美的人格。所以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斯斯文文，然后君子。（《卫灵公》）

又说：

知及之，仁不可以守之，虽得之，必失；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

总而言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依仁成礼，以礼成仁。仁是礼的内在依据，只有仁发于心，才能自觉地遵守礼；也只有依礼而行，才能最后收获仁。这看着仿佛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一个矛盾，其实并不是这样。由于，前一个仁指的是人之为人本诸自然、根之于心的真性情，而后一个仁则指的是经由礼的规范之后，在社会日常达成了的完美人格。两个仁事实上是同一范畴在其进步的不同阶段上所具备的两种不一样的型态。换言之，仁作为一个道德范畴，有一个从潜在的德性到经由礼的规范而达成为完美人格的过程。它是动态的，不是静止不变的。因此，依仁成礼和以礼成仁两者不只不矛盾，而且恰恰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由此大家还可以发现，仁作为一种品德具备内在和外在双重性质。就其根源而言，仁是内在的，就其达成而言，仁是外在的。了解了这一点，则那种关于“《论语》中的‘仁’充满悖论，神秘莫测”，“复杂得使人灰心丧气”的悲叹便好像可以终止了。（4）

3、由仁礼相成看孔子的人性观

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可以如此来比喻：根之于心的性情之仁犹如一块璞玉，虽然蕴含着上好的玉质，但未经雕琢之前，它还不可以说是纯美纯善的艺术品。它不只质朴无文，混沌未开，而且还混合着其它杂质，甚至藏污纳垢。这个时候，充其量它只不过一块上好的玉材而已，既非艺术成品，也就没多少观赏价值。一块玉材只有经过一番精雕细刻之后，才能剔去杂质，尽现文理，成为美仑美奂、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同样，根之于心的仁要从潜在的德性之真进步为现实的人格之美，也需要经过一番刻磨雕琢的功夫，只是刻磨雕琢的工具不是刻刀，而是礼。因此，学礼、知礼、视听言动皆不违礼是大家修培养人必不可少的功夫。仁不存于心，礼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仁虽存于心，没礼的约束和规范，也未必能达成为完美的人格。《三字经》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几句话，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而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也需要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也才感到妥帖。

通过上述喻论，大家似可对孔子的人性观有所解悟。有些学者说，孔子对人性未曾有明确的倡导，此说似可商榷。仁作为潜在的德性根之于心，其质地美善，但未经礼的雕琢之前，它又非纯美纯善，这就是大家从上述喻论中得出的结论。这样，则好像可以一定：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即是孔子的人性观。以此为基础，孔子既确立了仁的自主性地位，又确立了礼的规范性权威。由于人性有善，所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由于人性非纯美纯善，所以需要“学礼”、“知礼”，“克己复礼为仁”，“不学礼，无以立”。毫无疑问，假如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果为孔子的人性观，则人在修培养人的过程中，其来自内部的自由、自律和来自外部的他由、他律，应当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其间并无逻辑上的矛盾和不彻底。有些学者之所以有此怎么看，重要原因可能即是未能认清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这一独特的人性观。

关于孔子人性观的上述认定，还可以使大家对于从孔子到孟荀之间儒学进步的逻辑线索有愈加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的性本恶，恰是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两个方面合乎逻辑的分化和进步。孟子就其性美善的一面而言性善，以此为基础，强调“存心养性”，强调道德自觉；荀子则就其人性非纯美纯善的一面而言性恶，强调克己塑身，强调礼法规范。看着矛盾对立、不可调和，事实上却本出一源，都是上承孔子而来。

从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推论孔子的人性观乃是一个尝试，结论未必适合，但研究孔子的人性观，这也是没方法的方法。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以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及其与孔子关系的密切，他所“不可得而闻”的，其他人恐怕也难得而闻。因此，《论语》所载孔子明确论及人性的话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就不奇怪了。但，大家也不可以太相信子贡的话。从《论语》所载内容来看，孔子的确不象后来的孟子和荀子那样，直接而明确地谈论人性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可能与他对人性动态而复杂的特征的深刻体认有关。大家平时说到孩子，总是说：这孩子还小，没定性。就是说这孩子长大后到底如何，还说不准。说不准自然就不好强说。孔子对于人性的态度，可能也是这样。所以，大家假如用查引得的办法，从《论语》中探寻“性”字，然后就此探究孔子的人性观，那必然会空手失望而归，绝不会有哪些结果的。一句“性相近”，并不是没价值，但除去含有后来孟子所揭示的“圣人与我同然者”的意思以外，并未揭示“性”本身的性质内涵。因此，大家不可以用查引得的方法去研究孔子的人性观。事实上，孔子有他一个人谈论人性的独特方法，假如大家能转换一下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论语》中的有关记载，那样，其中不少并未明言人性怎么样的话，事实上恰恰蕴含着孔子的人性预设及其对人性的独特体认。譬如，当宰我欲改三年之丧而孔子批评他“不仁”时，这正如大家平时指责某某人“没人性”一样，其中正暗含着一个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再如，孔子论“直躬”，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这个“直”事实上就是父子天性的自然流露。天性由中而出，不加伪饰，是为直。孔子非常珍视直性，反对不直，觉得“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直所透露出来的真性情乃是“礼之本”，如父子天性即是孝顺之本。失去了这点天性，什么孝顺什么礼义，统统失去了意义。这点天性乃是善的种子，或者用王阳明的话说，是照亮生活的“一点灵明”，可贵无比。但，孔子又说，“直而无礼则绞”。这又说明，直之为性虽然可贵，但若无礼乐文饰节制，也未必即是美德，纵使父子天性也不例外。假如对爸爸妈妈不可以“生事之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则单凭一点父子天性，也不可以算是真的的孝顺。这样一来，则孔子关于天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必经礼乐规范而后至美至善的思想，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细审上引孔子话语，其间虽无一个性字，但其所论却都是人性在具体状况下的具体表现。孔子正是从这类各不相同的人性表现方法中，展露出人性动态而又复杂的特征。只须大家转换角度，改变办法，放宽视线，则就不难发现，孔子的人性观绝不是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可范围，而是有着愈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参考文献：

[1]王钧林 中国儒学史·先秦卷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2]吴龙辉 原始儒家考述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6年。

[3]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4][美]郝大维、安乐哲著，蒋弋为、李志林译： 孔子哲学发微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