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1、国内劳动力短缺近况

改革开放以来，数目庞大的便宜劳动力为国内经济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但近几年国内劳动力短缺现象变得十分突出。据初步预测，一线工人薪资在三四年内会继续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而事实上国内现在还没进入劳动力绝对短缺的年代，只不过流向发生了变化。
2005年，70.3%的劳动力分布在沿海区域，中部与西部各占14.4%及15.0%。
2009年以来，伴随承接东南沿海区域的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中、西部出现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国内劳动力总数的17.0%至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劳动力占比则降低至62.5%。

据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加上内需的飞速扩大，服务业的加速进步，与城镇化节奏的加快，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将于2014年左右出现实质性短缺情况。至2017年，劳动力需要将达到8.37亿人，可提供为8.19亿人，就业市场净短缺将达到1760万人。

2、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概述

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理论，劳工市场由城市劳工市场和农村劳工市场构成。前者依据订单、收益决定雇人数目，生产效率较高，薪资也较高；后者则是不少人都耕种同一块地，生产率低、收入低，没失业，只有就业不足。经济起飞时，城市劳工市场吸引农村劳动力，因为两个市场间职员的流动，城市可以在不提升薪资的状况下，很多增加好友力资源，增长由此得以加速。当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后，城市劳工市场需要大幅增加薪资才能请到新的工人，这个时点被叫做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显现，总是是所谓人口红利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薪资水平。薪资水平长期维持不变劳动力过剩，伴随AD1右移至 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3、后人口红利年代对拓展职业教育的挑战与机会

劳动力短缺一方面导致了薪资水平的提升，而薪资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又需要劳动力具备更高的素质和更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并且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其次，很多同意过高等教育的高级劳动力由于和企业实质脱节而没办法获得理想工作的机会。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一个旧的劳动力年代的结束――由低廉（技能低、综合素质低）的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式经济奇迹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劳动力年代的到来――依赖技术进步和高素质人力资本。同样，将现在这样多的初级劳动力尽量多地转化为中高级劳动力，使其拥有真的的谋生和进步的技能，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更是责无旁贷。在此意义上，刘易斯拐点对于职业教育是挑战，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一是政府和企业势必会增加投入去进步地方的职业教育，由于职业教育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的进步。二是职业教育需要扩大规模，新年代对于劳动者的素质需要提升，每一个从业者要持续的同意职业教育。三是经济的转型对于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需要，人才的水平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提升人才水平需要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四是高科技年代，新常识和新技术不断涌现，职业教育需要和产业实质相结合，这种密切跟踪全球新技术新趋势的培训需要由职业教育来完成。

4、后人口红利年代高职教育的主要对象――新生代农民工

在后人口红利年代，农民工群体正在或已经达成了大规模的代际替换，这就是冠以“三高中一年级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需要高、工作耐受力低）特点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与父兄相比，他们在农民情结、成长历程、成长环境、打工目的、工作态度、价值追求、同意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有非常大的不同，尽管他们仍然是低端市场主要的劳动力提供者。使其从提供简单劳动为主向拥有技能高、素质好的现代产业大军转变，尽快成为中国特点工业化、城镇化的合格的生力军，简单的技能培训难担重任，中职教育也很难胜任，本科教育偏重理论，惟有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并重的高职教育方能担此大任。新生代农民工的势必归宿是市民化，这也是中国特点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趋势。

5、后人口红利年代高职教育改革目的――培训教育、学历教育和引导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达成从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的全方位转型，效果最好渠道是同意好的教育，培训教育应该是高职教育的“重头戏”，但这种培训与企业、社会与有关职能部门的培训不同：除适岗性的、短期的存活式培训以外，更着眼于中长期的进步式培训，即重视素质能力提升和培训成效运用的“能力本位”的现代培训。为此，应通过科学、适当的培训步骤设计，构建全方位、动态性、个性化的培训需要剖析模式，并由此拟定分类、分层推行策略。要通过问卷调查、按期到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企业和社区调查，遴选具备代表性的班次和培训学员展开个案调查等方法，重点知道和关注他们在认知能力、生活方法、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等方面的特殊需要，准时知道他们所在企业和行业的培训需要情况，进行过程性的培训需要信息的调控和前瞻性的培训需要信息的预判，从而打造“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的有效衔接机制和动态监控机制；要充分考虑他们在技能水平、工作性质、文化程度、年龄层次和就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性，分别推行外出就业技能培训、技能提高培训、劳动预备制培训、创业培训和农村劳动者就地就近转移培训。

学历教育是既不同于各类培训组织，又不同于本科高校的具备特点或优势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已从初中学历升级为高中学历，但这远未与其职业期望和价值追求相匹配――而本是“草根”的高职教育所提供的大专学历正是他们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现实的门槛或目的。

引导教育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具备现实的紧迫性，由于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更低。新生代农民工被称之为是“无根的一代”――既未被城市接纳，又对农村非常淡薄，有更多的改变近况的渴望、定居城市的渴求和维护正当权益的诉求。而当正常的、应有些途径被阻塞，这类渴望、渴求和诉求就会导致心理失衡。对此，高职教育绝不可以漠然以对，需要把引导教育置于与培训教育和学历教育同样要紧的地方并作为独立的任务而付诸行动。要依据农民工自己特征和市场、社会实质需要，有针对性地对他们拓展心理引导和调适；要加大他们对“新市民”角色适应的引导，引导他们通过“角色的期望―角色的领悟―角色的选择与归属―角色的实践―角色的确认”的渐次演化，逐步达成“新生代农民工一新市民”的角色转换；要创设各种活动，增进他们与城市原住民（老市民）的接触与交流，促进彼此的心理交合；要帮助他们搞好自我调适，舒缓心理重压，提升耐挫能力，打造好的人际关系。